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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当然无法明白个中原因，党组织的事，个人不能随便打听，谁打听，谁透露，都是犯错误的行为，是党员，会受到党纪处分，不是党员，一辈子休想入党。我父亲以为，自己的确不够入党的条件，与那些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的共产党员、革命先烈比较起来，自己相差甚远。就说汉寿的老党员帅孟奇吧，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鼻孔里灌煤油，指甲缝里钉竹尖，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机密。那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第一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詹乐贫……父亲立誓向这样的共产党员学习，接受党组织对他的严峻考验，先从思想上入党，再从组织上入党。

        我那年轻的父亲是个热情的人，是个开朗的人，对身边的事，对身边的人，都是朝光明，朝美好的方面想的多。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加倍地创造条件，他向着咬定的目标奋进。

        枕头边，我母亲问他：“你哪一方面都比邬富月强，这是乡亲们都公认的，为何反倒他宣誓入党，而你没有份？”

        我父亲咬住她的嘴，不让她往下问。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必须忠心耿耿，不能有丝毫疑问。我母亲有想法，只能装进肚子里。

        有关邬富月向周为民、邓应林反映我父亲那两件事的情形，是二十多年后的1982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我从县委书记周为民那里知道的。

        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担任中小学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当年培养我父亲入党的村支部书记邓应林，他从乡党委书记位置上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熊家铺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我父亲仍然是他手下的一名队长。我父亲仍然是他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他把我也列为了入党积极分子，并视为他的接班人重点培养。不久，我没有当成他的接班人，我被选调到了县革委会。那些年，尽管我工作做出了成绩，但由于性格耿直，入党问题不断搁浅。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在全国各地报刊频频发表文章，这引起了县委书记周为民的注意。他调阅了我的档案，当他知道我还不是党员，当他知道我是何婆桥水湾杨先德的儿子，他心里漾起了阵阵波澜。

        1982年5月，一个晴朗的天，县委书记周为民在他那间洁净明亮的小会议室里，召集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他别的都不说，专讲他读了我的文章后所产生的印象，看法，特别肯定了《对牛谈心》一文对推动农村改革的积极意义，言辞切切，情意浓浓。末尾，他委托宣传部长转达对我的问候、谢意。并强调：“一个县，有这样的人才，难得！”

        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他在开会前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周为民博览群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珍惜人才，每次开会之前，他都要与他的部下门谈谈读书的问题。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等着他下面谈重要的议题，没想到他讲完关于我和我的文章后，便起身宣布散会。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感到奇怪，就为这件事值得郑重其事召集他们开个会。不过，这种不理解只是短时的，他们毕竟经过长期锻炼，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决不忽略一个眼神，一种脸色。他们聪明的大脑立刻作出反应：周为民书记召集的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特殊信号。他们必须赶快行动。

        周为民书记专门为我的事召集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这算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1977年5月，那时他还是县委第一副书记，县委书记何秋舫出国援助加纳农业建设两年，周为民主持县委工作。我因为写了长篇《春柳湖》，被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县创作组被撤销，我被软禁了一个多月，后来发配到县里最边远的酉港公社连安大队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队队员，我不服，我不认识“四人帮”，“四人帮”也不认识我，我给周书记写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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