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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晋川心里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

        小时候，陈晋川老家隔壁的哥哥也是跑到台北来读书的，但是他书没读完就回家了，因为当时政府实行公地放领，他是家中独子，所以如果不回家继承祖产，家里的田地就会全数被政府收走。

        陈晋川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哥哥的名字，叫纪宗添。由於受到父亲的影响，在那个住满本省人的小破村子里，纪宗添一直说着一口怪腔怪调的国语。陈晋川在他身上得到了好多，包括对台北城的好奇、对知识文明的渴望，他还记得纪宗添滔滔不绝地对他谈论起这个大城市的样子，眼底总是藏不住的兴奋。

        那样一个挥着锄头、撒着汗水，笑谈国家未来和人生愿景的年轻人，有一天就忽然不见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人敢问，只依稀听见街头巷尾在窃窃私语着，说纪宗添叛乱。

        「叛乱」是一个多麽严重的指控，当时的陈晋川并不懂，他只知道，隔壁那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最後谁都没活下来，纪宗添消失了之後，纪母就在屋里上吊自杀，房子就此废弃了，整个村子全当没发生过这件事、没听过这些人。

        但是陈晋川却知道，纪宗添去了哪里。

        他「消失」的那一晚，陈晋川家的狗丢了，便出门去找，他看见了停在纪家门口的吉普车，纪宗添头上被罩着布袋，一声也没吭，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押走了。

        陈晋川永远记得，在纪宗添背着行囊准备上台北的那一年，自己问他要去哪里？那时纪宗添笑得灿烂，脸上满是对未来的希望，他笑着对自己说：「要去台北，台北机会b较多。」

        陈晋川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了什麽而追寻纪宗添的脚步，他有时候会想，可能他也想来台北找一找，找一找哥哥口中所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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