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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许一些读书人议论朝政，也是因为这些人都可以算作储备的官员。过早的去议论朝政，或者说一旦形成了一股力量，出现朋党的话，自然也容易出现党争。

        而且再多心一点，一旦出现什么流言蜚语，到时候很容易变成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甚至可以起到翻天覆地、变乱黑白的作用。

        所以控制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现在这个年代的舆论，很多的也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控制着。

        老朱自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朱允煐实际上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文人结社蔚然成风，其实早些年就有这个风气。

        比如说洪武二年，宋廉奉诏总裁《元史》，参与执笔者数十人，皆四方豪俊。洪武五年，宋廉与张丁、次子宋璲、熊鼎、刘崧、周子谅、吕仲善诸人会于成均，品茗联诗。

        甚至可以说老朱就是宴集风气的推动者，他曾命工部建十座酒楼于江东门外，又增作五楼。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

        只不过这样的宴会，基本上也就是唱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唱和均有，虽谈不上繁盛，亦未形成稳定、规范的社团。

        这一时期的集会奠定了之后一段时期雅集唱和的基调，不仅公共领域的唱和以颂太平为主，私人领域的雅集亦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

        现在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雅集更多了，只是不少文人的心思就活了。

        比如说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比之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

        现在的士人研习举业之余，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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